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：中小企业AI转型要算成本账，需正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赋能

每经记者｜叶晓丹    每经编辑｜魏文艺    

11月4日，在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间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、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“2026产业智能体互联网峰会——AI（人工智能）重构生产性服务”活动主旨演讲环节，分析了AI智能体对生产性服务业带来的深远影响。

樊纲在主旨演讲中表示，从数字化转型到AI智能体的变革浪潮中，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摆在了面前：企业技术投入巨大，但产出未必可观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生产性服务业”的概念显得尤为重要。这不仅是经济学理论的演进，更是解决现实痛点的抓手。过去，大家习惯将服务业简单归类为第三产业。然而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服务业的内涵已深刻嵌入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中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技术服务。

当日，樊纲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（以下简称“NBD”）记者专访时，不仅提到了AI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赋能和影响、中小企业AI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账，也强调了AI科技创新正进一步深化国内企业全球化进程。但从另一个维度来看，AI发展背后，AI治理仍不容忽视。

樊纲作主旨演讲 图片来源：主办方提供

中小企业AI转型需求，催生新的生产性服务需求

NBD：当前，AI智能体正在逐步进入生产制造等行业，并催生新的生产性服务需求。对于大量尚未完成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而言，数据开放、技术应用和成本投入都是现实难题。产业智能体要成为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态，需要跨越哪些组织和应用门槛？

樊纲：这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发挥作用的地方，尤其是对于大量中小企业而言，单独投入资源发展人工智能面临较大困难。

中小企业此前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就存在投入不足、收益不确定等问题。如果企业自身没有找到明确的应用方向，就很难判断投入能否带来实际回报，也缺乏动力长期投入。

因此，需要专业的科技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技术支持。中小企业没有必要长期雇用两三名专业人员负责数字化建设，可以通过外包服务的方式，由科技企业帮助解决具体问题，降低自身的人力和资金成本。

科技企业既可以提供一次性的技术服务，也可以持续提供软件、解决方案和产品。在通用化产品的基础上，再根据企业的特殊需求进行定制，既能满足个性化需求，也能控制服务成本。

归根结底，企业应用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堵点在于成本。通过外部生产性服务企业提供专业支持，可以降低企业应用新技术的门槛，让人工智能更容易真正落地。

NBD：AI智能体等新技术的应用，会不会进一步加剧企业之间的“二八分化”？

樊纲：企业之间的差距始终存在，无论技术如何发展，总有一些企业做得更好，也有一些企业相对落后。但如果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得更加充分，就能让更多企业从新技术中受益。即使受益企业的比例提高5%或10%，也是积极的进步。

企业之间的差距不仅由技术应用决定，也与企业自身的管理和组织能力有关。例如，企业管理者是否真正重视并投入数字化转型，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改变。这类内部问题并不容易通过外部技术服务解决。

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至少能够带来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：一是帮助更多企业应用新技术，推动整体生产效率和发展水平提升；二是扩大能够从技术应用中获益的企业范围，减少未能参与技术变革的企业比例。

因此，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企业之间的差距，但可以通过更好的专业服务，让更多企业共同提升。

AI科技创新，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

NBD：从人工智能发展进程来看，中美AI技术发展处于全球第一梯队，当前AI智能体也开始进入产业应用阶段。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，能否借助这一优势实现更深层次的全球化？

樊纲：这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先进程度。技术越先进，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就越强，无论是作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，还是作为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竞争，都能获得更多优势。

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和智能体技术，有助于企业不断提升竞争力。当企业的竞争力持续增强，自然就能在不同国家、地区和市场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
中国企业如果能够更好地应用人工智能，并将相关技术和服务提供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，就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全球业务、提升国际竞争力。

NBD：您此前曾提到，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赛道，在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生物科技等领域具备一定优势。过去，中国主要依靠后发优势，通过学习和技术扩散实现追赶。如今，科技竞争正在从学习扩散转向平行探索，后发优势的逻辑是否依然适用？

樊纲：后发优势的核心，是在发展相对落后的阶段主动学习世界先进技术，并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。

当我们具备创新能力、进入技术前沿领域后，发展逻辑就会发生变化：不再只是向别人学习，也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和企业学习的对象。此时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适应新的竞争格局。

但后发优势并没有因此失去意义。过去，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；如今，即使部分领域进入了与其他国家平行发展的阶段，最重要的仍然是持续提升自身创新能力。

同时，我们也需要谨慎看待所谓的平行发展。实际上，中国在部分技术领域仍然存在差距。以人工智能为例，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外技术只相差两三个月。发达国家仍在持续加大投入，不断推出新技术，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

即使部分领域已经取得领先，或者进入第一梯队，也不能因此低估竞争对手的创新能力。科技发展变化很快，竞争对手随时可能推出新的技术，使原有优势发生变化。

因此，后发优势的精髓仍然是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，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和创新经验。要想持续保持竞争力，就必须不断学习、不断创新，不能轻易认为自己已经不再需要学习。

辩证看待AI对就业的影响，三大治理难题亟待解决

NBD：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。一方面，AI可能替代部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，带来就业冲击；另一方面，随着AI进入企业，也催生了FDE（前线部署工程师）等新岗位。应当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？

樊纲：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，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之一。它不仅可能替代脑力劳动，也可能替代体力劳动，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。

但另一方面，人工智能也能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。通过应用人工智能，企业可以提高生产效率、增强市场竞争力、扩大市场规模，而产业发展本身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，保留更多就业岗位。

同时，我们还需要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催生的新需求和新职业。这将带动康养、体育、养老等产业发展，创造新的就业空间。此外，随着工作时间缩短、闲暇时间增加，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会进一步提升，文化、艺术等领域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会。

工业革命以来，机器一直在替代人的劳动，但与此同时，社会也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。工业革命时期，全球人口约为7亿，而如今已经达到80亿，社会依然存在大量就业机会。

人工智能也会遵循类似的发展规律。虽然部分传统岗位可能减少，但围绕人工智能的监督、管理和应用，也会产生新的职业，并带动新产业发展。

因此，我们需要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。一方面，要充分认识到潜在风险，提前思考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，为受到冲击的群体提供保障，让更多人能够分享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；另一方面，也要积极推动产业发展，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

NBD：在AI飞速发展之下，尤其是进入到生产性服务业之后，AI带来的安全和监管问题成为全球AI科技治理的挑战，您怎么看当前AI科技带来的这些问题？

樊纲：随着智能体互联网的普及，三大治理难题亟待解决。

一是信息边界与隐私保护。智能体之间的协作需要信息共享，但个人隐私和企业机密必须得到严格保护。如何在开放沟通与数据安全之间划定界限，是政策制定的关键。

二是信用体系的重构。正如电商时代的繁荣依赖于支付和信用体系的建立，人工智能时代的交易也需要新的信任框架。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的信用体系，确保智能体交互的可信度。

三是监管规则的界定。以马斯克的星链为例，当一个私人控制的基础设施具备公共影响力时（如在冲突地区调整网速），其决策权归属便成为争议焦点。是任由企业自主决定，还是由公共机构介入？这需要明确的法律框架和监管规则，以防止资源滥用，同时保障公共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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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图片来源：主办方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