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彩电大王”倪润峰逝世，从三线军工到长虹霸主，跌宕半生定格一个家电时代

每经记者｜蔡鼎  鄢银婵    每经编辑｜李雨冰    

11月11日晚间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从多个渠道独家获悉，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四川长虹，SH600839）原董事长、总经理倪润峰，于2026年11月11日在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因抢救无效逝世，享年82岁。

倪润峰生于1944年，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、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、四川省人民政府顾问。1985年，他出任国营长虹机器厂厂长；2004年，他卸任四川长虹董事长。在近二十年的掌门人生涯中，他将长虹从西南深山中的一家军工企业，带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家电巨头，也亲历了这家企业最辉煌与最沉重的两段岁月。

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史上，倪润峰也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名字。他以果断的“军转民”战略和极具冲击力的“价格战”，将原本高高在上的彩色电视机推向了千家万户，打破了外资品牌对国内消费电子市场的长期垄断，也为中国民族家电品牌的崛起奠定了工业底色。职业生涯后期，他因“囤积彩管”与“海外赊销”两次战略波折承受经营压力，但作为中国第一代家电企业家的拓荒者，他的历史坐标依然清晰。

斯人已逝，他跌宕起伏的商业生涯，已然化作中国制造业转型历程中一份厚重的时代底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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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深山军工厂到“彩电大王”：41岁临危受命，军转民杀出一条民用路

倪润峰的人生，带着浓厚的时代印记。

他生于山东荣成，1967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（现大连理工大学）机械制造专业。彼时正值国家“三线建设”时期，他被分配到四川绵阳的国营长虹机器厂——一家承担机载雷达制造任务的保密工厂。

在这家工厂里，倪润峰从最基层的车间技术员干起，历任车间主任、设计所副所长。多年的基层历练，让他吃透了生产工艺与技术流转，也攒下了扎实的一线管理经验。

1985年5月，41岁的倪润峰正式出任长虹机器厂厂长。上任之初，国家正大力推进国防工业“军转民”。凭借对产业一线的深入了解，他敏锐地察觉到：彩色电视机在当时的中国家庭有着极大的潜在需求，市场上却是稀缺品。

他力排众议，为长虹确立了以民用消费电子为突破口的发展方向，并从日本引进了当时国内单班生产规模最大、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彩电自动流水生产线。当多数同行还在犹豫大屏幕彩电是否符合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时，他果断拍板量产，迅速抢占了市场先机。

为了快速做大市场，倪润峰选择了最直接的打法——价格战。1989年，长虹在全国率先大幅降价，击碎了彩电市场的销售坚冰。1994年，四川长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早期标志性的蓝筹股，为产业扩张赢得了充足资本。1996年3月，他再度发起震动全国的彩电大降价，降幅达8%至18%。

这套“以规模化生产压低成本、以底价抢占市场份额”的务实策略，淘汰了行业落后产能，挤掉了大批技术薄弱的小厂，更打破了外资品牌对中国彩电市场的绝对垄断。鼎盛时期，长虹在国内彩电市场的占有率一度高达35%，倪润峰由此被业界称为“彩电大王”。

价格战立霸业：35%市占率击退洋品牌，也背负厂商出局、工人下岗之重

价格，是倪润峰手中最锋利的武器，也是外界对他最大的争议所在。

2001年，倪润峰在复出后接受了《四川日报》独家专访，在那次对话中，他将三次价格战称为奠定长虹霸业的“三大战役”，尤其对1996年击退洋彩电的一役念念不忘。当时外资品牌扬言数年之内打垮长虹，最终“火箭炮”没能打落“红太阳”，“画王”也不敢再称王。

面对“价格战稀释行业利润、把牛奶打成了水”的质疑，他的回答毫不退让：“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，而价格竞争是竞争的基本手段。计划经济时代就不打价格战，其后果呢？价格战的受益者是千百万消费者，只要他们拥护，我又能拓展市场，价格战就要打下去。”

也是在这场对话中，他留下了鲜为人知的另一面。谈到1989年第一次针对国内同行的降价时，倪润峰的表情凝重起来，语气低沉：“惨烈悲壮，至今不安哪。”他解释，那次价格战直接导致20多家彩电企业惨淡出局，全国因此下岗的工人有几万之众——“听说他们至今还过得很苦”。在说这番话时，这位以强硬著称的企业家，神情中透出自责与痛惜。

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商场如战场，长虹的霸主地位由众多竞争者的退出铺垫而成。而主导这一切的那个人，并非对此无感。这段在专访中意外流露的复杂情绪，或许是理解倪润峰最合适的切口：他是坚定的市场主义者，相信优胜劣汰；但面对“劣汰”背后的具体人生，他又无法做到全然释然。或许，这正是他那一代企业家最典型的精神底色。

彩管博弈折戟：高位遇挫，复出之后直面“大公司病”

1997年，长虹站上顶点。

在最鼎盛的时候，危机的种子却已经埋下。长期聚焦单一品类的打法，不产彩管，不产芯片，令长虹对彩电产业链上游几乎没有任何掌控力。倪润峰显然意识到了这一软肋。1998年，他主导了一场围绕彩色显像管（彩管）的供应链战役：斥巨资试图买断国内几大显像管厂的产能，切断竞争对手的核心零部件供应，从源头锁死战局。

然而，商业竞争的复杂程度超出了预期。由于部分上游供应商暗中违约，加之沿海地区走私彩管对市场价格的剧烈冲击，这场被称为“垄断彩管”的战役未达预期，反而让长虹背负了沉重的库存与资金压力。

2000年5月，倪润峰辞去长虹集团、长虹股份总经理职务，仍保留董事长一职，退居二线。约八个月后，他又以首席执行官（CEO）的身份重掌风雨飘摇中的企业。复出极为低调，面对云集的各地记者，他甚至没有露面。2001年上半年，长虹的每股收益从1998年的1.01元，跌至仅0.01元。

在上述专访中，面对业绩落差，倪润峰坦然相对，直言“不好意思”，但他认为，“应辩证看低谷。高速发展之后要调整，高处不胜寒嘛。低谷不可避，低谷并不低，低谷不可怕”。

在他看来，彼时长虹的“大公司病”已十分突出。“长虹在世界范围内只是一个中小企业，却又陶醉于中国第一、世界第四的光环，没大公司的本事却有大公司的架子。”他承认自己对此负有责任，也坦承症结之一在于决策层与经营层脱节的体制性弊端。

低谷自省：以《三国》《红楼》观治企，认定人是根本

企业身处顺境时，一切决策都可以被解释为成功；而当低谷来临，旧账便会被重新翻出。随着长虹业绩回落，那些曾经支撑其高速扩张的战略选择，也开始被外界用另一种眼光审视——过去被视为专注与稳健的做法，此时被质疑为错失时机。

倪润峰身上有两大战略便饱受争议。一是“独生子政策”，指长虹在1997年以前拒绝多元化，不碰电脑、手机，集中全部资源做大彩电一个品类；二是“根据地政策”，指其在市场扩张上采取“先‘王’四川、再‘王’西南、后‘王’中国”的递进策略，不急于海外扩张。这两项决策，在1990年代为其换来了惊人的扩张速度，进入新千年后却被广泛指为战略败笔。

对于这一评述转变，他曾毫不避讳地直言“反感”。“在做大做强时，与其‘多生多养’，不如‘少生优育’。当初若举债上电脑、手机项目，长虹早就完了。市场需求是一个常态，现在去并不晚。不能用现在的标准，去评判那时的选择。”

事实上，无论是“独生子”还是“根据地”，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源头：他对“人”与“制度”关系的理解。

外界熟知倪润峰熟读《三国演义》与《红楼梦》，有“倪润峰靠两本书治理长虹”之说。上述专访中，他对此并不讳言。诸葛亮事必躬亲，后果是“蜀中无大将”，他由此谈到长虹的燃眉之急是人才接续；贾府家大业大、盛极而衰，教训惨痛，他以此告诫员工居安思危。

“长虹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能打败长虹的也只有自己。”这是他在那次专访中反复申述的判断。他也坦承了企业的三处失着：规模急剧扩张而基础管理没跟上；后继产品开发与投资迟缓；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早建。但对于“制度万能”的流行看法，他保留了自己的立场：“制度并非万能，在不遵守制度的氛围中，其作用可能为零。制度由人制定，也需要人去遵守。人是第一位的。”

这段话是理解长虹的一把钥匙。它解释了长虹为何能在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手中快速崛起。在市场经济草创、现代企业制度远未健全的年代，个人的判断力、魄力与威望，就是最稀缺的资源。

60岁交棒，改革先锋静守绵阳

无论外界如何重估“根据地”，国际化的课终究要补。

进入21世纪，为突破国内市场的增长瓶颈，倪润峰将目光投向海外，试图以海外扩张打开新的增长空间。2001年，长虹与美国APEX公司展开大规模的家电出口合作。这种以赊销模式换取市场份额的激进策略，在短期内确实使长虹的出口额跃居国内同业首位。

但高速扩张的背后，隐藏着极高的财务风险。APEX公司长期拖欠巨额货款的隐患最终在2004年全面爆发。长虹因此被迫计提巨额坏账准备金，导致当年公司财务报表出现逾30亿元的巨额亏损。加上此前的彩管之役，两次战略波折成为倪润峰执掌长虹后期最沉重的教训，也客观上加速了管理层的交接。

2004年7月，伴随着企业内部的财务震荡与战略调整，60岁的倪润峰因年龄原因辞去四川长虹董事长、董事、总裁职务，不再担任长虹集团与股份公司领导职务，将企业的经营权交棒给赵勇。

而在上述专访中，问及引退时间，他给出了一个“不能见报”的回答，并授权记者如此转告读者：“长虹稳步攀升、新的利润点形成之时，就是倪润峰告老还乡之日。”

离开其服务了三十余年的长虹后，倪润峰受聘为四川省人民政府顾问。2018年12月18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授予倪润峰同志改革先锋称号，颁授改革先锋奖章，倪润峰获评企业“军转民”实践的创新者。2021年6月28日，倪润峰被中共中央授予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

在退休后的二十多年岁月里，他一直在绵阳过着低调、平静的晚年生活。面对外界对其功过的种种评说，他始终保持沉默与克制，未再对家电行业的风云变幻公开发表意见。

他曾经定义了一个行业最辉煌的年代，也用自己的挫折提醒后来者：规模不是护城河，个人权威替代不了制度。这些经验与教训，早已超出长虹本身，沉淀为中国商业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一代“彩电大王”，谢幕于2026年11月11日的绵阳。人生舞台上的锣鼓已歇，但那个把彩电搬进千家万户的时代背影，仍立在中国制造业的记忆深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