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经记者|甄素静 许立波 每经编辑|张益铭
5月6日,同济大学一纸调查通报震动学界,该校王平教授团队发表于《Nature》的论文被确认存在学术不端,通讯作者王平被免去院长职务、降级、取消项目申报资格24个月,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关系。这被认为创下了国内高校对顶刊学术不端事件的最严厉处置纪录。
推动这场风暴的,是一名自称“退学博士”网名为“耿同学”的学术打假博主。在过去一个月里,耿同学还接连举报了同济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上海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者存在学术造假行为,引发学界震动。
近日,耿同学再次接受了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独家采访,对外界关于其“打假者身份”“签约MCN”“靠流量挣钱”等质疑做出回应。他说:“如果按曹德旺的标准,假论文根本走不到应用那一步。”
“耿同学讲故事”质疑论文数据造假 视频截图
2026年4月上旬,科普博主“耿同学讲故事”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,逐条分析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《Nature》发表的论文数据异常——“第三列与第四列数据完美相差0.3”“第五列末尾数字几乎全是5”,这些真实的生物学实验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规律性巧合,指向了一个判断:数据是编的。
不到一个月,同济大学一纸通报震动学界,也把耿同学推到聚光灯下,受到空前关注。
以音视频平台哔哩哔哩为例,耿同学近期发布的学术打假视频普遍有50万以上的播放量。截至5月22日,“耿同学讲故事”的抖音账号粉丝量已接近180万。
伴随着关注度持续攀升,有不少人为他的行为点赞,“学术打假第一人”“学术界监督者”等称谓随之而来。对于这些变化,耿同学近日对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坦言,舆论影响在意料之中,但舆论规模与传播烈度超出预期。他没有将自身行为赋予过高道德意义,也“没有额外动机,纯粹出于对学术圈造假行为反对,不刻意解释,也不迎合外界想象”。
另一边,针对耿同学本人的质疑声也渐起。有人说他蹭热度,只盯着知名学者骂。有人质疑他的动机,认为他在打压国内学术圈。有人说他很早就签了MCN,这么做是为了赚钱。
“这完全是造谣,没有任何事实依据,我从未发表过此类表述,与本人无关。”耿同学说,具备基本理性判断的公众不会采信,其所有打假行为均为自发驱动。
他还提到,他不会因舆论压力放弃监督立场,不人身攻击、不恶意揣测、不联系被举报当事人,保持个体监督的独立性与边界感。
值得一提的是,耿同学自称目前面临的最直接阻力来自家庭,家人明确反对其持续高调开展学术打假,也是他未来调整打假节奏的重要考量。除此之外,在证据获取、举报渠道、被举报方直接施压等环节,他还并未遇到显著障碍。
说完动机,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:当民间学术打假逐渐从个人兴趣转化为持续性的公共监督行为,其所需投入的时间、专业能力与机会成本,应当由谁来承担?
“论文纠错一定靠的是读者,我国近些年每年SCI发文量超过70万,例如2023年72万篇,科研管理部门或者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,根本查不过来。”耿同学说,他以国外为例,指出民间打假在欧美已是常态,举报哈佛大学医学院造假的英国人肖尔托大卫(Sholto David,英国籍分子生物学家),最终获得了税后超百万美元的奖励。“国内不一样,我曝光一篇论文,一分钱都不会给我,只会给我一个口头感谢,动力肯定不足。”
与此对应,外界特别关注耿同学“签约MCN机构”的事情。这个词条不仅上了热搜,还在微博热搜榜的第9位挂榜快2个小时,互动量达到1.5万。很多人骂耿同学一火就签MCN准备圈钱。
耿同学对记者说道,自己和MCN在2025年4月就完成签约,合作周期已超过一年。双方协议仅为广告挂靠,MCN机构不参与内容选题、创作、审核与发布,不干预打假方向、表达尺度与价值判断。而且,MCN人员不具备学术打假所需的专业能力,不可能介入专业内容生产,内容主导权完全由本人掌握。
此次事件后,相关合作已进入重新评估阶段。“我已经正式提出解约,对方也同意了,我希望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和麻烦,保持内容的纯粹性。”耿同学表示,商业合作的底线是不影响内容独立性、不改变打假标准、不妥协于利益关联方。流量变现是其维持运营的现实支撑,而不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。
对于他来说,广告还是要接的,这是目前唯一稳定收入来源。他以个体运营模式说明:无团队、无工作室,仅由助理协助对接商业事务,视频策划、拍摄、剪辑、数据分析均由本人独立完成。
作为一位学术打假博主,耿同学有一套自己的验证标准。他对记者表示,最初“打假”同济大学王平教授团队论文数据,“我看了里边的数据,觉得非常离谱”。他下载了论文的全部补充数据逐一核查,“越找问题越多,数据量比较大的表格几乎都有问题”。
同济大学对论文造假采取零容忍态度,直接解聘论文第一作者,成为国内高校应对顶刊论文造假的标志性案例。耿同学说:“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,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榜样作用。”
不过,在与记者交流过程中,耿同学也提到,截至目前,被举报的几所985高校方面尚无主动与其联系沟通的情况,同时也坦言不希望高校直接接触,以保持监督独立性与公正性,“我不让他们联系”。
在打假对象选择上,耿同学采取了相对明确的分层策略。他表示,不同层级的论文造假者,其利益诉求和外部危害并不相同。高层次人才、重点课题组、杰青、长江等有头衔学者,应当接受更严格的监督。原因在于,这类人群掌握更多科研经费,占据更多学术资源,具备学术话语权。他直言:“一些比较厉害的课题组,他们造出来的造假论文也比较厉害,这样的学生会继续留在大学里当老师,他们就把这种坏风气延续下去了,所以危害会更大、浪费的国家资金也更多。”
耿同学也在反思学术造假背后的深层次原因。他指出,高校与科研机构将论文数量、期刊层级、影响因子作为核心评价指标,迫使科研人员以论文为核心目标,而非真实科研产出与应用转化。
此外,从经济效益来看,科研经费投入与产出效率不匹配、成果转化权重偏低,也客观上助推了学术造假。耿同学向记者举例称,去年福耀科技大学在进行年度科技总结时,有人曾将发表论文数量作为成果进行汇总,但曹德旺董事长看到后,直接将相关内容删去。“他不要论文,他要成果。他不在乎发了多少篇论文,更关心真正有什么技术能够应用到市场。”耿同学说。
耿同学认为,这恰恰能够反映当前部分学术评价体系的偏差。一些论文即便没有明确应用场景,甚至存在造假问题,仍可能因发表在高影响力期刊上而受到学校或相关机构推崇。但如果从技术转化和市场应用角度评价,一篇虚假的论文很难经得起后续验证、落地和进一步推广。
因此,在耿同学看来,未来学术评价改革的重要方向,是提高成果转化、实际应用和真实创新的权重,适度降低纸面论文在评价体系中的地位。耿同学称,个体无法彻底改变学术圈,但可以带来短期震慑,打破沉默状态。当学术不端成本高于收益,评价体系回归科研本质,监督力量多元化后中国学术生态才有望更健康发展。
封面图片来源:视频截图